#paper 齐腾飞,高良敏.中国援非医疗队：在新自由主义卫生泥潭中摸索前行[J].文化纵横,2024(02):132-141. 论文认为，与社会主义时代南方国家之间的人道主义援助不同，当前中国援外医疗队所面对的非洲医疗生态，已被数十年来的全球新自由主义潮流所形塑，这一方面保障了医生的执业自由、私立医院和医疗旅游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削弱了普通民众获取基本医疗需求的可能性。这种医疗生态折射的价值观与中国援非医疗队的定位相悖，导致援非医疗队员时常陷入窘境。 这与我在非洲调研时的观感相符。因为非洲医疗体制照搬西方，一些中国医生到了非洲却没有处方权，没有办法开门诊。等到办完所有手续，任期也差不多该结束了。医疗如此，环保政策亦是如此。是照搬新自由主义思想，还是根据国情选择自主道路，决策者需要非常清醒。

#paper 叶昱利,李强,冯群娣.我的姐姐:男孩偏好与长姐身体健康[J].公共管理评论,2021,3(04):5-33. 我国家庭中男孩偏好现象仍相当普遍，特别是在高胎次中出生性别失衡。论文通过比较有弟弟,相对于有妹妹而言,对长姐健康的不同影响,来识别男孩偏好效应。利用头胎性别的外生性构建工具变量,运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中的二孩户长姐样本,论文发现,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有弟弟,相较于有妹妹,显著降低了长姐的身体健康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农村的男孩偏好效应相对较强,且男孩偏好效应随长姐年龄增加而变得更大。

#paper [1]强世功.文明终结与世界帝国——如何理解中国崛起面对的全球秩序[J].开放时代,2022(02):26-49+5-6. 论文认为，人类正处于数百年全球化运动所造就的“深度全球化”时代，其底层架构是大航海时代以来步步建构、最终在美国手里编织成型的世界帝国。由美国主导的隐形“世界帝国”具有多重特征：经济上表现为一个以全球贸易和生产网络为基础，金融上层、跨国资本与科技巨头相互支撑，利益高度垄断和分配失衡的世界经济体系；政治上表现为一个以军工复合体、全球驻军以及暴力输出为基础，结盟政治、国际机制与法律长臂共同作用，奉行实力原则的帝国式秩序；文化上表现为一种以宗教和英文为基础，推行自由主义话语的“历史终结”意识形态。 在建构隐形世界帝国的过程中，美国陷入欲望与权力、技术化与动物化的纠缠，从而锁定了美国自己：不仅以基于“历史终结”的普世文明为人类文明模式的终结版，把自己锁定为文明冲突的优胜者；也以世界帝国为私器，把自己锁定为中心地带不可撼动的既得利益者。美国的这种自我锁定，缺乏真正文明意义上的制约和规训，随之而来的权力任性、野蛮扩张和利益垄断，也会遭到世界性的反抗。作者认为，对于任何希望获得基本尊重和公平对待，希望参与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创造美好人类生活的文明体或国家来说，不仅要避免犯和美国一样的错误，更要在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基础上寻找世界秩序的新的普遍性。

#paper 胡文涛,郭振雪.拜登政府修复美国国际声誉的外交叙事[J].现代国际关系,2023(11):104-118+155-156. 拜登政府如何讲好“美国故事”重塑美国形象。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优先政策极大损伤美国声誉后，拜登政府采取修复策略，试图重新建构美国的正面外交形象。《现代国际关系》刊文认为，拜登政府通过建立“美国回来了”的拟人化外交叙事，积极恢复与盟友关系，参与多边合作平台，一定程度上修复了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印象，在一些重大或争议议题中巩固了盟友对美国的支持，改善了非盟友国家对美国国家形象的认知。然而，在实际事务处理上，美国体现出截然不同的利益判断和价值取向，无论是对多边机制的“选择性回归”，还是在经济问题上的“美国优先”本质，都在瓦解美国外交叙事的基础。 外交叙事是外交话语的一种特殊形式，要求外交实体从一国外交话语的特点和需求出发，用“故事化”的方式生动准确地宣传其外交理念和外交政策，实现与其他行为体的有效沟通和良性互动。美国非常注重形象政治，其历届政府都把建构和传播美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作为重要使命，并将国际声誉等形象力量纳入国家软实力范畴。但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国际形象屡遭破坏，在特朗普任期结束前，许多传统盟友对美评价皆跌至历史最低点。为摆脱特朗普政府遗留下来的美国国际声誉负资产，拜登入主白宫后，其外交团队更是全面修正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叙事，力图尽快挽回和修复美国的国际声誉。 第一，拜登政府以“美国回来了”的拟人化外交叙事引领美国回归多边主义，重返国际社会，全力打造美国“合群遵约”的国际形象。在“美国优先”的导向下，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引发了包括其盟友在内的国际社会对美国严重不适。为扭转这一不利局面，拜登宣称“美国回来了”，以拟人化外交叙事重拾对多边主义及国际规则的重视。 拜登政府不仅明确表达了美国重返国际多边机制和国际社会的诉求，也在公开场合以显性或隐性叙事表现出对国际多边机制的遵从。2023年9月，拜登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上强调，美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将持续支持多边主义、人权、民主、自由等核心价值观。拜登政府以“美国回来了”的拟人化外交叙事取代和中止了特朗普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单边主义论调，力图为美国塑造合群遵约的国际形象。 第二，拜登政府运用相对温和、正面的外交叙事积极修复与欧洲盟友的关系，为美国重返西方“民主同盟”的“盟主”宝座“清障”造势。特朗普在任期间，创造了跨大西洋关系的多个历史纪录：第一个公开表态“欧盟是一个敌人”的美国总统，第一个公开反对欧洲一体化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离经叛道”、偏激乖张的外交叙事使不少欧洲盟友对美国的国家信誉产生了严重质疑，从而导致其在西方世界的声誉不断下滑。 拜登上台后，为强化美欧关系纽带，美国支持“建立一个完整、自由与和平的欧洲，完全信守美国对北约盟国的承诺”。在对待欧洲盟友时，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叙事充斥负能量和否定性，拜登政府的外交叙事则相对温和、正面，因而更能引起欧洲盟友的共鸣，缓解或淡化盟友对美国的负面评价和敌对情绪。 第三，拜登政府重构美国参与全球气变治理的外交叙事，塑造美国参与全球气变治理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为修复美国国际声誉进行话语铺垫。当前，主要大国对全球气变治理的关注度、参与度以及其间的利益争夺都在升级。但是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在全球气变治理议题上采取全面倒退政策，致使全球气变治理陷入前所未有的僵局和困境，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拜登政府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议题上的大踏步前进预留了广阔空间。在多边层面，拜登政府努力提升和强化气候变化治理议题在外交战略上的重要性，给美国盟友和不少持观望态度的行为体打了“强心针”。 拜登执政团队汲取特朗普政府外交叙事重创美国国际声誉的教训，上台之初就着力采取修正举措，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主要成效有三： 首先，拜登政府“美国回来了”拟人化外交叙事显示出平等的姿态，帮助美国在国际上缓解了一些不满和怨气。“美国回来了”以拟人化的叙事风格向外界宣示，美国要重回盟友“怀抱”，倾听盟友意见，重登“盟主”之位，重返国际社会大家庭，总体而言赢得了大多数国际行为体的理解和肯定。“美国回来了”的拟人化外交叙事显示出尊重、亲和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其他行为体对美国“持久性特征和特性”的信任，有助于美国与各方良性互动。 其次，拜登政府相对温和、正面的外交叙事在一些重大或争议议题中帮助美国笼络住了盟友的支持。拜登政府相对温和、正面的外交叙事换来了欧洲不少盟友紧跟美国的回报。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至今，有关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财政和人道主义援助的研究表明，乌克兰的支持者首推美国，其次是波兰、英国、加拿大和德国。在全球性的公共议题上，拜登政府相对温和、正面的外交叙事使其在盟友中有所得分，收获了不少响应和支持。例如，美欧在参与全球气变治理的目标、原则、重点、路径等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和矛盾，但作为美国传统盟友的欧盟还是出台并实施了一些与美国步调比较一致的做法。 较之特朗普执政期间让美国盟友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太多惊世骇俗之语和任性乖张做法，拜登政府的外交叙事相对温和正面，部分回归之前对于盟友“负责任、有担当”的“盟主”形象。 最后，拜登政府重构参与全球气变治理的外交叙事改变了非盟友国家对美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美国国际声誉的基本面。特朗普执政期间坚持国家主义和孤立主义、坚持“美国优先”，引发美国与非盟友关系持续紧张而跌入低谷。以与东南亚关系为例，特朗普三次缺席东盟系列峰会，双边关系始终比较冷淡，美国在东南亚的声誉随之下降。拜登入主白宫后，多次强调东盟居于其“印太战略”的核心位置，同东盟加强气候变化合作是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内容。 目前，拜登政府已进入执政的“下半场”，而其通过外交叙事变革以修复美国国际声誉初见成效但未能持续。相比于执政初期的雄心壮志和动作频频，当下的拜登政府在修复美国国际声誉方面似乎呈现躺平的迹象，在拜登讲话或美国政府文件中越来越少见具体、专门的相关建议或措施。即便拜登政府（包括美国下一届政府）持续推动外交叙事“创新”，也未必能彻底扭转美国国际声誉总体不佳和缓慢下滑态势。特朗普政府以高调直白的“美国优先”“使美国再次伟大起来”的外交叙事将美国凌驾国际社会之上，而拜登政府则以委婉含蓄的“美国回来了”和诸多相对温和、正面的外交叙事包装其继续秉持的“美国优先”理念、维护美国霸权的战略意图，但终究难以获得其他行为体的信任。   国家的外交叙事具有能够向外部世界全面、精准地阐释国家外交理念和对外政策的重要优势，但外交叙事能否有效塑造、传播和维护国家国际声誉不仅仅取决于外交话语的内容、质量和议题选择，更取决于外交叙事主体是否能做到言行一致。拜登政府旨在修复和提升美国国际声誉的外交叙事变革与创新有得有失，值得深入思考。

#Paper DOI:10.14015 / j.cnki.1004-8049.2023.11.001 吴琳:“大国身份叙事重塑与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太平洋学报》，2023 年第 11 期，第 1-15 页。 2023年是印度外交大年，也是2024年印度大选前的关键一年。莫迪政府外交政策在两个重点方向均出现新动向：一是“亲西方”外交取得实质性进展；二是力推“全球南方”议程。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琳的这篇论文认为，印度在“领导型大国”“西南方大国”和“全球南方领导者”的新叙事下，开启了大国战略转型进程。 印度独立以前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南方国家。印度作为“全球南方”地缘中心、文明中心的历史地位形塑了其“全球南方”的身份认知。印度处于亚洲东西两大经济世界的交汇处，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是以印度为中心的跷跷板向两端摆动的结果：时而东方得势，时而西方抬头，在摇摆的过程中印度的地位始终保持不变。十八世纪英国殖民体系在全球的建立，同样是以印度为主要战略中心的。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无与伦比的文明优越感和得天独厚的地缘中心地位，为现代印度崇尚“有声有色”外交和“摇摆国家”战略偏好提供了强大的历史基础。 而现在，为了抓住历史性发展机遇，助力印度大国崛起，莫迪政府对印度国际角色进行了改造，即从“全球南方”的身份叙事转向“世界大国”的身份叙事。在国内动员和国际叙事塑造的推动下，“领导型大国”“西南大国”和“全球南方领导者”日渐成为印度国际角色的新标签。 政策取向上，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主要表现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强化以印度教文化为基础的软实力外交，倡导以联合国改革为核心的“改革多边主义”，特别是联合西方对华进行“全球南方领导者”的地位竞争，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反对“一带一路”倡议，联合西方提出对冲中国的替代性方案；二是在新兴国家合作平台中对中国实施软制衡。 不过，尽管当前的国际战略环境总体有利于印度，但在新“全球南方”外交的实施过程中，印度仍将面临多方面的制约：一是发展融资能力有限制约其国际发展合作，二是国内政治极端化外溢损害其软实力投射，三是“全球南方”代言人承诺面临来自西方和“全球南方”的双重张力，包括西方对印度战略利诱的张力和南方国家避免在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中选边站队的张力。

#paper 王伟. “她为什么换了导师——一项导生关系的案例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近年来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恶化的事件时有发生，看到这篇论文，一个是抱着八卦的心态，想看看“她到底为啥换了导师”，另外一个是好奇，作者是怎么把一起换导师事件做成一项研究的，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可以使其成为一篇硕士研究生论文。 读下来发现研究方法并不难，主要是做访谈，再加一些文献阅读与分析。作者访谈了换导师的A同学，A同学的同门师兄B，A同学的同寝室同学C，以及A同学换的新导师Z。可惜A同学的原导师Y并不愿意接受访谈，因此少了她的视角。通过访谈还原了整个换导师过程：A同学本来选择的另一个导师，被调剂到导师Y门下，一进师门就给了个下马威：随时可以走。之后写论文的选题成为导火索，A同学想要写的选题，导师Y不认可；导师Y给A同学定的选题和大纲，A同学不认可，认为导师学术水平不高，但又不敢违背，再加上在实习问题上的矛盾，A同学萌生退学、拿不到毕业证的想法。后来在系里帮助下，A同学换了新导师。 在厘清基本事实后，作者对我国现行导师制进行了分析，认为导师-学生匹配上的责权不一、导生互动中教育性和学术性的淡化以及评价机制的缺失是值得反映的问题。 有意思的案例研究，但是深度稍显欠缺，是一篇评论能容纳的信息量。

#paper 徐宗阳. "农民行动的观念基础——以一个公司型农场的作物失窃事件为例." 社会学研究. 前一阵南阳音乐节偷盗事件引发舆论热议。村民为什么偷盗？是否“素质低，道德水平低下”单一因素就能够解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徐宗阳的这篇论文，试图分析农民偷窃行为背后的观念世界与行动逻辑，读来很有意思。 作者在兴民农场及周边村庄进行了4个月的田野调查，调查的核心事件是随着玉米成熟，每天多达三四百仁来兴民农场偷玉米，农场管理人员根本无力控制，即使出动警察抓捕偷盗也没有消失。与之相对应的是，参与偷窃的村民谈及此事不仅不刻意回避，反而有一些“应该”“该当”等理直气壮的表述，甚至“谁拿得多谁光荣”。在讲述时也并不使用“偷盗”这个词，而是用“拿”“掰”等中性词。为什么周边村民会大规模地参与到针对兴民农场的偷窃中，而且对自己的偷窃行为理直气壮？支撑周边村民这种“正当的偷窃”行为背后的观念基础或者行动逻辑是什么？ 作者通过访谈给出的解释框架是： 1. 被建构的“集体”：兴民农场依靠政府强力推动在极短时间内将数千亩土地流转完成，再加上类似于人民公社时期的经营活动，使周边村民在观念上将其建构为“集体”并以对待“集体”和公家的态度与之相处。这种观念的正当性镶嵌于历史传统之中。 2. 被排斥的“外人”：村民进入了匿名的陌生人社会。兴民农场与村民互不熟悉，很难对偷窃进行定位；村民和兴民农场没有交情，将其视为外人，偷窃不会不好意思。而且，村民返回熟人社会中受到村庄舆论的影响。村庄舆论体系非但没有对村民的偷窃行为形成制约，反而发挥了支持和激励作用。 3. 被惩罚的“坏人”：兴民农场为解决玉米失窃而采用的应对措施不仅没能起到消弭偷窃的效果，反而在客观上制造并加剧了与周边村庄相互对立的紧张关系。不少村民将兴民农场视为乡土意义上的“坏人”，为他们偷窃玉米赋予了针对性反抗的意义。 在兴民农场的玉米失窃事件中，呈现了村民的三种观念结构。“集体”“外人”“坏人”的出场顺序，与这一事件的发展逻辑密切相关。首先，被建构的“集体”出场，这是此事件的发生机制。周边村民亲身经历了快速完成的土地流转，目睹了兴民农场的经营状况，产生了“公家的玉米可以拿”的想法。其次，被排斥的“外人”出场，这是此事件的扩大机制。在村民的观念中，“集体”逻辑之外还有内外有别的逻辑，村内舆论默许、支持和激励了对于“外人”的偷窃行为。最后，被惩罚的“坏人”出场，这是此事件的固化机制。兴民农场的强力回应在固化周边村民关于“集体”与“外人”观念的同时又增添了“坏人”的逻辑，致使行动开始出现对立的意味。三种观念的相互缠绕也是兴民农场玉米失窃事件难以解决的关键。 建构“集体”、排斥“外人”、惩罚“坏人”是当地村民视角的叙事结构，“外人”和“坏人”也是兴民农场和当地村民给对方贴上的标签。按照“行动—伦—理”的顺序，我们发现农民面对外来者时首先会界定彼此的关系，然后再根据关系背后的原则与之相处。当他们在观念世界中无从判断外来者的位置时，会转而从个体经历或集体记忆中去找寻。之所以农民会将当下的土地流转与历史上的集体化联系起来、将私人经营与开明地主相互挂钩，都是因为他们在界定关系。确定了关系，背后的相处原则和相关期待也随之而来。我们能够发现农民认为“拿点集体的东西不犯什么大错”或者对待外人应该如何行事等行动之“理”的根源。这些支撑行动和关系的“理”并非来源于现实的理性计算，而是来源于历史和传统，这正是行动伦理的动态体现。 总之，很难从一个普遍标准来对农民的行为做出道德评价，同样是偷窃，村民并非根据行为本身来判断对错，而是依据对象来定义是非。正如费孝通先生在《维系着私人的道德》中所言，在差序社会里，“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费孝通）。从差序社会向上追溯，这些行动的标准则又根植于传统中国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与传统儒家的人伦结构（梁漱溟）。

#paper Ivanov, Iskren. "Reshaping U.S. Smart Power: Towards a Post-Pandemic Security Architecture." Journal of Strategic Security 13, no. 3 (2020) : 46-74. DOI: https://doi.org/10.5038/1944-0472.13.3.1829 这篇论文的主题是后疫情时代，美国应运用“巧实力”塑造世界安全架构。论文先对“巧实力”的概念进行分析，对比了约瑟夫·奈等三人对于“巧实力”的不同定义，提出了自己的一个关于“巧实力”的理论框架，包括5个层次： ·hard power ·soft power ·smart goal ·smart strategy ·smart face 并用这个框架分析了美国在后疫情时代应该重点关注的四个领域，包括美中、美俄、美国与中东、美国与亚太。关于如何在美中关系中运用“巧实力”，照实抄录可能发不出来，反正挺狠。可以看看关于美俄： ·hard power：经济制裁俄罗斯 ·soft power ：对俄罗斯侵犯人权行为进行媒体报道 ·smart goal：通过美欧能源会议限制俄罗斯对欧盟及北约成员对能源影响力 ·smart strategy：对欧洲盟友进行人道主义、金融、军事支持 ·smart face ：通过在北约东线重新部署美国军队来防御俄罗斯 我读这篇文章，有几个体会：第一，“巧实力”这个概念，我不是很认同，更像是卖弄词汇，其根基还没有软实力深，软实力大家还能说上几句，巧实力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感觉就是软硬兼施而已。第二，这篇论文写作是面向实际问题的，提出一个理论框架分析现实，甭管你认同不认同，至少这点做得不错。不喜欢纯理论探讨的。第三，文章发表在2020年，那个时候疫情刚刚开始，俄乌冲突还没发生，当时发表估计作者觉得很有前瞻性，但俄乌冲突是世界安全架构的一个巨大变量，所以当时前瞻的分析，现在有点过时。